“刑辩30年”：中国律师的一节历史课

 2009年，正逢新中国建国60周年，也恰逢中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30周年。同时，也正是中国刑辩制度重起炉灶30周年的日子。对中国刑辩律师来说，这30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甜蜜的回忆还是难堪的现实？是短暂的辉煌还是漫长的期待？是无法突破的困境还是见证发展的写照？ 2009年8月29日，在专门从事刑事辩护业务的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一个主题为“中国刑辩30年：回望与梦想”的座谈会正在这里召开。在到会的嘉宾中，除了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黄太云、法制日报副总编常少扬等专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六位从事刑事辩护近30年的老律师。为此，我将他们称为“刑辩六君子”(江西金凤凰律师事务所主任汤忠赞律师、陕西许小平律师事务所主任许小平律师、北京逢时律师事务所主任王耀庭律师、北京诚实律师事务所刘广生律师、北京明华律师事务所崔醒民律师、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刘文元律师）。会议原来还邀请了老前辈张思之先生，但因为那天因为临时其他安排而使他未能与会。作为会议的主持人，我为会议设计了“回顾与感慨”、“研讨与分析”、“展望与联想”三个单元。于是，话题就从六位老律师的“回顾与感慨”中打开了…… 在我看来，对许许多多中国律师来说，“中国刑辩30年”与其说是一段难忘的岁月，不如说是一节必修的历史课。我们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如何解读这段历史，我们如何从这节历史课中思考与研究现实难题的困惑，如何在这节历史课中寻找与发现未来突破的路径，应当是当下所有的律师走进历史的课堂时自然而然要带上的问题。 那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律师讲述的一段历史吧—— 老律师眼中的30年中国刑辨路 　　在北京市律师协会总监事赵小鲁看来，律师行业能有今天，离不开老律师们拓荒式的工作。“刑辨老律师们坚守了整个律师行业最艰难的一块阵地，体现了一种追求公平正义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律师行业应该坚守的职业灵魂” 　　一部中国刑事辩护30年间发展变化的历史，就装在老律师刘文元的心里，也浓缩在他那三本沉甸甸的受案本上。 　　“1981年：李振华贪污，北京市东城区法院，检察院撤回起诉后撤销案件”。翻开其中一本受案本，扉页上写着“案件汇总”4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再往后翻，便是按照年头顺序密密麻麻的记录。 　　30年间，刘文元共办理了1000多起刑事案件，收录在册的已有893件。这看似简单的每一条记录，都能勾起刘文元无限的回忆，因为它的背后隐含着每起案件办理过程的点点滴滴。 　　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司法改革不断向前推进，法律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法治的每一次进步和发展都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休戚相关，而作为辩护人的律师，其执业历程活脱脱就是一部中国刑事辩护制度发展史。 　　“办理了30年刑事案件，我把办案当成生命一样重要，非常珍爱。”在谈及自己对30年刑辨事业的感受时，王耀庭律师感慨万千。话刚刚起了个头，他便已无语哽咽，继而热泪盈眶。 　　8月29日，为了表达对老律师的深深敬意，尚权律师事务所和《法制日报周末》报社联合举办了“中国刑辨30年老律师座谈会”。会上，王耀庭律师当场挥洒热泪这一幕，令在场的汤忠赞、刘文元、刘广生、崔醒民、许小平等老律师及其他与会者无不为之深深动容。 　　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从刑辩开始 　　“王律师，您来了，快请坐。”上世纪80年代初，来自公检法机关的热情招呼，仍让他难以忘记。那段时光，被王耀庭推崇为律师职业地位的“黄金制高点”。 　　那时的律师属于“干部”身份，直接归法院领导，享受的是公务员待遇，在办案过程中享有充分的取证权、会见权，无论是调查取证还是法庭辩论，律师的意见都为公检法系统所重视。经常在广播某个案子的公审情况时万人空巷，大家争着倾听律师发出的“与公家不同的声音”。 　　这一切，在每一名老律师的心里，其实都有着不同的回忆与感动。 　　1979年，中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3月，在北京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律师组织———北京市律师筹备委员会。那时只有38名律师，他们的业务只是做传统的刑事辩护。因此，业界始终认为“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从刑事辩护制度开始”。 　　对于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他看来，刑事辩护制度是我国法律法制史进步的标志性制度，甚至可以说是反映人类文明史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侧面反映。 　　30年后，有幸见证了这举足轻重制度的恢复重建和发展过程的6位老律师，从江西、陕西等地赶来，在北京齐聚一堂。 　　1980年开始做律师，至今已办理过600多起刑事案件的汤忠赞律师回忆起来，认为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律师最辉煌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律师与公安、检察院、法院的关系非常融洽，律师得到了公检法机关和社会的尊重”。 　　老律师崔醒民印象最为深刻、至今还甚为感动的是，在1988年炎热的夏天，他到某地方法院去阅卷，法院院长亲自把自己办公室的电风扇搬给了他们。 　　“我们去看守所会见当事人，干警还给我们端上茶、倒上水。”崔醒民深情回忆说。 　　在刘文元律师看来，更重要的是律师的辩护意见得到重视。刘文元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在审理李振华贪污案时，一审法院就很重视他的辩护意见，判定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而在退补期间，检察院和法院还邀请他一起针对案件进行讨论，刘文元正确地表达了他的辩护意见，最终检察院撤回起诉后撤销案件。 　　“当时，每一次庭审完之后，我们都要向审委会汇报。法院院长每次都要问一句话，律师是怎么说的，律师的意见是什么？从而避免了许多冤假错案”。 　　遭遇“三难”的尴尬 　　老律师们的情怀没有变，为了留住生命，他们仍在做着不懈的努力。然而，他们却慢慢感受到了身边的变化：会见难了，阅卷难了，调查取证更难了。 　　1997年，刑诉法修改。这次修改，将律师介入的时间由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在学者眼里，这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一大进步，颇受好评。 　　2008年6月1日，新《律师法》颁布实施。老律师对新法寄予了厚望，希望能毕其功于一役，一劳永逸地结束“三座大山”的阻遏。 　　今年6月，新《律师法》实施一周年。全国各地纷纷总结一年来的实施情况：律师执业环境虽有明显改善，但“三难”仍然存在。 　　一年前的乐观和种种期待，渐渐涌出了失望和焦虑。 　　“从立法上看，我们的法治在进步，我们的辩护制度也在完善；但从实践上看，律师的地位却并未大幅提高。”刘文元感慨万千。 　　老律师们都有着同样的感慨。 　　“一个因赌博被抓的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37天了，律师拿着批准会见条还是会见不了。”在现实面前，长期为中国刑事辩护制度摇旗呐喊的陈光中教授也多少有些无奈。 　　陈光中教授指出，新《律师法》现在的尴尬局面正是我国有法不依的局面。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在上层而不是下层，“光有权利没有救济措施和程序制裁”。 　　“我一直都在呼吁成立程序法庭。”刘文元律师建议建立程序法庭，当律师不能会见，当事人应当被取保候审而没有取保候审，或不应被逮捕而被逮捕时，由程序法庭、一个中立的机关来评判。 　　努力找寻前行的勇气 　　前路越是艰难，老律师们越需要前行的勇气。 　　在座谈会上，刘广生老律师尽管只谈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三件“小事”，但言辞间却不难看出其自豪之情。老律师们认为，正是这些小事成为他们继续前行的最佳动力。 　　其一，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法律并没有规定精神病人在刑事案件中该负什么责任，刘广生律师在实践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关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刑事责任的意见。经过共同努力，有关的处罚原则由原来的两分法变成了三分法。 　　其二，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在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文件发布之前，律师会见被告要由法官陪同，刘广生律师认为这显然是不合适的，为此，他撰写了《律师会见被告何须法官陪同》一文，后来没做任何修改就直接在《法律文摘》上发表了。 　　其三，是关于最近经常发生的“碰瓷儿”事件，往往只是敲诈勒索的行为，从去年开始有专家提出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 　　刘广生律师接手这样一个案子，开始按敲诈勒索起诉，后来改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在法庭上，刘广生律师表示，就这个案子来说，根本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能因为社会上有这么一种舆论，要严惩这种行为，就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量刑。该意见最终被采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最终以敲诈勒索定罪量刑。 　　“律师这个行业很有挑战性，虽然前进不容易，遇到的阻力很多，但是只要肯于努力，终究会有很好的改善。”刘广生律师仍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从1980年从事律师工作起就担任律师事务所所党支部书记的许小平律师，从业30年以来，更是始终不忘帮助穷人、把人民放在心中，为此赢得了“老百姓的律师”的美称。 　　2007年元月，中国法官协会、中国检察官协会、中国警察协会、中华律师协会共同举办的刑事高层论坛会上，许小平呼吁“全社会的法律人都要关心自己身边的穷人”，因而获得了法官的微笑、检察官的好评、警察的赞誉和同行们的掌声。 　　在北京市律师协会总监事赵小鲁看来，律师行业能有今天，离不开老律师们拓荒式的工作。“刑辨老律师们坚守了整个律师行业最艰难的一块阵地，体现了一种追求公平正义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律师行业应该坚守的职业灵魂”。 （法制日报记者 朱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