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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个人

2024-01-16 23:37 浏览: 222 views 字号:

 

    他与丹麦的安徒生处于同一时代,但当安徒生早已享负盛名时,他是走在哥本哈根的大街上被孩童编作儿歌嘲笑的滑稽人物、抑或不可理喻的疯子,在孓然一身的孤独和忧郁中度过了短暂的四十二年人生。他的墓志铭是:“日报是国家的灾难,群体是世界的恶魔。”——“那个个人”。
         他曾在日记里说,“雷吉娜爱我,却不理解我。因为我是一个永恒,对于她而言来,岂非太老?” 即便他同一个时代的人也仅仅是乐此不疲的探听他的服饰。对于群众的选择,他表示无可抱怨,并且非常感激这个时代的兽性。 “那个个人”曾悲观的预言,在他之后时代的人们对他的看法也将会停留在其服饰上,但他宁愿任何关于时代、体系、纪元的学说都不要来找他“跳舞”,因为这将会是他最大的不幸。而他只要有一位读者就够了。不过,我真的发现,国内学界对他的理解,大多只是贴上“存在主义”的标签——关注的也仅仅是他的服饰而已。

   这是我一年前写下的克尔凯郭尔小传,虽然现在的心性和想法已经改变,但唯有一点从未改变——无论我阅读什么哲学著作,心里只有克尔凯郭尔和他的基督信仰。
    如果说传统形而上学家们试图建立一个抽象概念的宏大哲学体系,力图涵盖宇宙、历史和人类,而对具体个人的内在、身处的具体处境置之不顾,那么相比之下,尼采和克尔凯郭尔提出的“存在”和“生存”这两个概念无疑是积极而富有魅力的哲学概念。“存在”和“生存”关注的是有直觉和感受力,有复杂的记忆、情感和意志,是活生生的具体个人。克尔凯郭尔说:“如果真理就站在我面前,清晰、客观,但却根本不在乎我是否了解它,这样的真理对我有什么意义?” 尼采也说过类似的话:“如果道德伦理不能触及我内心的激情,与我有什么关系?” 但这两个积极的概念内部却孕育着一个否定的概念——虚无。正是在面对如何克服虚无主义的问题上,决定了二人思想轨迹的分叉:尼采将“上帝”献祭来供奉“虚无”,而克尔凯郭尔是把尼采牺牲上帝来供奉的“虚无”重新拿来祭奠上帝。 正如海德格尔提出的问题:“既然是虚无,怎么会有存在呢?” 海德格尔本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却一度将他的哲学称为“等待上帝”。 克尔凯郭尔对此思考的结论是:能够在虚无中创造出存在的,除了上帝还会有谁?对他来说,面对虚无深渊的人只有两个选择:绝望,抑或信仰。这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因此,克尔凯郭尔不是在被动的等待中,而是怀着信仰的激情,纵身跃入虚无的深渊。
      克尔凯郭尔并非想象的那么果决的选择信仰之路,他的骨子里是一个极其理智的黑格尔主义者,正如他自己曾承认:“我没有什么信仰。我只是在本性上是个聪颖之士罢了。聪颖之士在信仰运动上总是遇到巨大困难。” 可以想见,克尔凯郭尔四十二年的人生是伴随着怎样的纠结,跌跌撞撞的走向信仰。从他断续的日记和不成体系的著作中,有五个阶段性事件的对他的信仰轨迹有关键的影响,我希望以此尽可能用心灵去凝视“那个个人”。
1、“最具有感染力的父亲”
      从父亲那里,克尔凯郭尔继承了三件“特殊的遗产”:重度忧郁症、雄辩术和基督信仰。克尔凯郭尔出生那年他父亲已经五十七岁,是一个受人尊重、严于律己的路德宗敬虔派信徒,但无论怎样虔诚,都始终怀着对早年过失的自责和罪疚,并有着严重的抑郁症。据克尔凯郭尔成年后在日记里回忆他父亲时曾写道:“我父亲把他极度的忧虑、严重的抑郁症以及其他甚至难以形诸笔墨的东西统统塞进我的灵魂里,以至于在童年时,我就成了精神。” 克尔凯郭尔的童年在父亲严苛的管制下成长,一个孩童由一个忧郁症的老人一手带大的情形可见一斑。
      但从另一个方面,父子二人的感情又是异常的深厚。这个身负罪责又沉默寡言的抑郁老人,竟对他年幼的小儿子如朋友般倾吐心声,据他自己描绘,“父子二人如朋友般争执论辩”。克尔凯郭尔童年最快乐的事莫过于躲在一旁偷听父亲与贵宾对时政和哲学的滔滔雄辩,父亲温和而犀利的言辞往往一语中的。克尔凯郭尔很小就喜欢独自一人沉浸在精神和思维的操练中,虽然身体羸弱,但他发现自己在同龄人中是智力超群的。每当他觉得受到威胁时,这成为他自卫的武器——言辞犀利,容易找到人的弱点。他多次用犀利刻毒的言辞把许多欺辱他的同学骂得失声痛哭,但他因此也就更加孤立了。
     父亲的死对克尔凯郭尔触动很大,在他看来这是表明父亲对他的爱的最后一次奉献,也对他的信仰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1848年,也就是他父亲逝世那年,克尔凯郭尔在日记中写道:“他在各个方面尽可能使我不幸,使我的青年时代悲惨无比,使我对基督教几乎产生了由衷的反感,换言之,我大为反感。但出于对它的尊敬,我决定对此缄口不言,不说给任何人听。并且出于对我父亲的爱,我要把基督教表现得完全真实,表现得不同于现代基督教世界强加给基督教的无稽之谈;我的父亲是一位最具有感染力的父亲。”
2、浪漫主义的俯冲和败退
       克尔凯郭尔十七岁考入哥本哈根大学,那里可以接触到最新的学术思潮,他的导师中就有几位对当时盛行黑格尔哲学做出批判,这对于谙熟黑格尔哲学的克尔凯郭尔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同时,他也接触到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潮,出于对父亲的怨恨,他开始一反过去的严苛戒律,用他自己的话就是“穿着时髦,鼻子上架着眼镜,嘴里叼着香烟”,出入各种宴会,光顾戏院和歌剧院。他从一个孤独自闭的生活进入了喧嚣繁华的生活,但内心的抑郁却愈加深重,他称自己是双面人“外表开颜,内心哭泣”。在一次豪华宴会中,他赢得了大家赞赏和关注,但宴会结束后,他内心却极为痛苦,甚至想要开枪杀了自己。
     克尔凯郭尔一步步从严肃而孤独转向浪漫不羁的努力在一次最大胆的冒险中彻底失败,他踏进了“地狱的边缘”——妓院,但戏剧性的是,他竟然失魂落魄的逃了出去。据他的日记里写着,那“如野兽般咯咯的笑声”使他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颤, 他从未想过一个人的形象竟然可以变得如此扭曲,如此让他憎恶和惊惧。他也前所未有的感受到父亲的罪恶,而他父亲正在承受的沦落和痛苦此时移植到了他的身心内部,他带着极度的恐惧和战栗,跪在他曾试图反抗的上帝面前忏悔。这个遭遇使得他浪漫主义的实践和反叛就此止步。阿伦特对此评论到:“在某种意义上,克尔凯郭尔代表为了浪漫主义的赎罪,也是对浪漫主义的复仇。”
3、 精神之爱:求婚与退婚
       二十四岁时,克尔凯郭尔邂逅蕾吉娜.奥尔森,当时她只有十四岁,是一位当地高官的女儿。克尔凯郭尔初次见到这位纯真的少女就陷入一种矛盾的单恋,之后的两年内他从未表露出好感,这位少女显得那么高傲和纯洁,而克尔凯郭尔又对自己常常失控的忧郁症和过去无法忘怀的经历,以至于疑惑他是否可以拥有幸福和给予别人幸福。直到第三年的某一天,他以一种疾风骤雨的方式向蕾吉娜表白,这个少女显得很惊讶,甚至可以说是不知所措。但过了两天,克尔凯郭尔就到了她同意的答复,这主要是蕾吉娜的父亲对克尔凯郭尔的为人和才学,特别是他父亲在当地的声誉都颇有好感。从克尔凯郭尔向蕾吉娜求婚到退婚,仅仅历时一年,这一经过在哥本哈根轰动一时,也成为克尔凯郭尔余下的一生被某些文人和杂志极尽诋毁的原因之一。据克尔凯郭尔自己回忆,他要求退婚时,不顾蕾吉娜怎样苦苦哀求,他故意表现得尽可能的残酷和冷漠,多次催促她说:“赶紧嫁人吧,让我走开,你无法坚持多久的。” 一次蕾吉娜问他:你以后打算不娶了吗?克尔凯郭尔竟然回答说:“是的,我将在今后的十年及时行乐。我需要的是一位永远美丽风骚的小姐,可以使我保持活力。”
       然而,无论是克尔凯郭尔的日记和他之后的著作来看,还是蕾吉娜自己的回忆信件来看,二人的感情和对彼此至始至终都是刻骨铭心的,而且他们一直到死都深爱着对方。克尔凯郭尔与蕾吉娜分手之后的余生,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提到过她,承认他的写作是为蕾吉娜而写,而且每一呼吸都在痛苦的回忆和思念中。而蕾吉娜在克尔凯郭尔逝世后,也终于道出深藏内心的悲痛:“在他与我分手的那一刻,就已经杀了我。”
       克尔凯郭尔的退婚事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其死后闻名于世,都是他的崇拜者和反对者试图解读其精神和思想的分歧和关键。如卢卡奇就曾专门从这一事件来解读克尔凯郭尔,认为这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精神局限性 。但我认为,从这一事件来解读克尔凯郭尔,应该从他自己对此作出的解释为准,虽然我不可否认的是,他自己对此提供的各种解释也有些自相矛盾而且含糊其辞。
     《勾引家的日记》和《重复》这两部克尔凯郭尔特别为他和蕾吉娜的相恋而写的小说。在《勾引家的日记》里的女主人公考尔德利亚描绘她的“勾引者”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精神勾引家”,他将教会了这个单纯的少女深刻而复杂的思想方式,并带她走向“精神的顶端”,今后她每当以那样的思维模式和精神状态去看待自己和这个世界时,都不得不想起她的启蒙式的“精神勾引家”。在另一部小说《重复》里,那个陷入热恋的年轻人最大的苦恼在于他的爱是处于“感伤的、诗意的回忆状态” ,这意味着这样的恋爱从一开始就看到了终结。因为这个年轻人处于这样的矛盾中:他更愿意离开他的恋人而独自沉浸在对她甜蜜的回忆之中,以至于现实中的恋人是死是活对他没有任何区别。其次,可以看另外一部克尔凯郭尔论及信仰和伦理的哲学著作《恐惧和战栗》,也是在他和蕾吉娜分手后写的。他在里面提到“精神的否定性”这一概念,他这样举例:一个青年人渴望得到“他的公主 ”,但在现实中有太多外在的限制,因此推向了一种不可能性的结局。但他唯一的途径就是在精神上实现,因为在精神世界里没有不可能的事。通过对现实的否定,将这种“无限的弃绝”带入永恒,在“精神上保存”,他就永远得到了他的“公主”。
        在日记里,克尔凯郭尔多次隐晦的道出了三个原因,我认为相对于以上三部作品的间接提及此事的原因更加直白。其一是他的忧郁症,这是他在一年中竭力向蕾吉娜隐瞒和克制的。其二是他的信仰,他不只一次暗示过蕾吉娜:“每一个时代总是有某些人是注定要为他那个时代的所有人献祭”;第三,最关键的是他提到了他的“肉中刺” ,而且多次说到他不会在日记和其他地方对此作出半点提示和描述。但他说到,这个“肉中刺”如果换做发生在别人身上,或许早就无法活下去了,但这是上帝要他付出最大的代价来换取同时代人对心灵和精神的追求。
      克尔凯郭尔的忧郁症、基督信仰以及他的“肉中刺”是他作出退婚决定的外在原因,就是在这些原因的迫使下,他决定实现他之前还犹疑不定的、他自己称之为“为那个时代的人奉献一生的神圣使命”——如何在科学理性和宗教哲学相互渗透的现代世界,做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


4、论战《海盗》杂志
     这一阶段开始,克尔凯郭尔进入了孤身一人对抗整个时代主流的激烈论战,并且在他充满激情的论战中耗尽了生命。一开始只是与《海盗》杂志的过节,这份报纸是1840-1846年由丹麦反对党支持的自由派创办,是极力迎合大众的讽刺杂志,专门讽刺哥本哈根的名人,但对克尔凯郭尔还算尊敬。该主编对克尔凯郭尔的《非此即彼》大加赞扬,克尔凯郭尔认为文中对他作品的分析有许多误解,但还是隐忍了。但后来,当地颇有影响的文学评论者P.L.默勒又对克尔凯郭尔的《人生道路的各个阶段》做出评论,并对克尔凯郭尔与蕾吉娜退婚的事件言语苛刻,含沙射影,这使得克尔凯郭尔再也忍无可忍了。 他写了一篇文章回击穆勒,据说是言语极尽讽刺和尖刻,以至于影响了穆勒的名声和前途。文章也回击《海盗》,将自己列为它的受害者之一,并且暗示受到这样杂志的尊敬比受它攻击还要丢脸。于是,《海盗》报主编接受回击,一期接着一期图文并茂地嘲笑克尔凯郭尔,拿他示众。由于《海盗》在当地的影响力甚大,据说就连街上路人都会嘲笑克尔凯郭尔的“裤子和腿脚”,鞋匠、垃圾工以及贵妇们如果看见克尔凯郭尔经过就停止谈话,目的只是好奇的想多看他一眼;他随便去拜访一个人都会被恶意歪曲,四处传播。
     从那以后,克尔凯郭尔决定今后要向“公众突围”,在其日记里说到:“我将唤醒群体关注他们自身的腐败。请理解我,我可没有殴打他们的意思(一个人怎么能殴打群体呢);不,我是要他们来殴打我。因为如果他们开始殴打我,那么他们就开始有所注意;如果他们杀了我,那么他们肯定就更加在意,而我就稳操胜券了。……他们是以向我不敬的方式来向我表达敬意。”
5、“攻击基督教世界”
     在《海盗》事件平息后的1950年,克尔凯郭尔几乎少有著作问世,但这并不代表他受到了重创,因为在接下来他采取了更加惊世骇俗的行为,以颠覆性的方式公开对抗基督教世界。一开始,他只是将矛头指向受人尊敬的教会权贵,到了1854年,丹麦主教明斯特逝世,汉斯.马藤森继任,这位推崇黑格尔的宗教理论和历史哲学的神学家曾是是克尔凯郭尔尊敬的大学导师之一,而明斯特主教又曾是克尔凯郭尔父亲的朋友,因此克尔凯郭尔也出席了明斯特主教的葬礼,葬礼的悼词中,马藤森称明斯特为“真理的见证人”,克尔凯郭尔认为他过去的导师的这一说法尤为不妥,当即写了二十一篇文章,其中一篇题为《“明斯特主教是真理的见证人”——这是真理吗?》。同年12月,他的著作从对马藤森的发言表示极大轻蔑,扩展到对丹麦的官方基督教,也就是“基督教世界”,并发表了影响力超越了他以往所有著作的文章——《攻击基督教世界》。他在文中写道:“在富丽堂皇的大教堂里,我们这位备受尊敬,也是时下流行思想所钟爱、挑选出来的大牧师,站在一群特别选出来的群众面前,感情洋溢地传讲他自己挑选出来的经文:‘神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人’没有一个人敢笑出声来。” 他的中心思想是,要让那些以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人认识到他们骨子里根本就已经不是基督徒,所有他们所运用的术语都必须从反面意义上的理解;他们最关心的是攫取物质利益、用虚伪的论调来掩盖教会的真实目的,因此现今的教会成为一个世俗的利益集团,令他尤为不满的是,“原来的基督教里是虔诚的忏悔者,现在竟然充斥着那些油滑的教授”
      克尔凯郭尔对教会和权威人士的是极尽揶揄、挖苦讽刺,最后激起了公愤(最主要的还是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他们表示抗议,要采取行动,制止这种具有破坏性的行为。但克尔凯郭尔这样具有爆发力的激情没有持续多久,一年后,也就是1855年10月,他瘫倒在大街上,几个星期后,便在医院逝世。临死前,克尔凯郭尔拒绝领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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